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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發回重審制度的價值與完善

日期:2015-04-08 來源:北京律師事務所 作者:北京律師 閱讀:68次 [字體:大 中 小] 背景色:        

民事訴訟發回重審制度的價值與完善

作者:開封市禹王台區法院 陳岩筠

發回重審是指上級人民法院認爲下級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認定事實錯誤或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違反法定程序的,將案件發回該人民法院,由其另行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的一種制度。發回重審並不是我國獨創,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均有規定,研究並完善發回重審制度,對我國民事訴訟理論與實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一、發回重審制度的價值。

(一) 維護程序正義。正義要實現,而且必須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所謂看得見的方式就是程序正義。司法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欠缺任何一項都不足以保證當事人的權益實現。程序正義在訴訟制度上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確保利害關系者參加的程序”,即正當程序。“與程序的結果有利害關系或者可能因該結果而蒙受不利影響的人,都有權參加該程序並得到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主張和證據以及反駁對方提出之主張和證據的機會。這是‘正當程序’原則最基本的內容要求,也是滿足程序正義的重要條件。”程序正義以訴訟法律來約束法院及訴訟參與人,以便最大限度的實現實體正義。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四項規定:“原判決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的,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而《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幹問題的意見》又進一步將“審理本案的審判人員、書記員應當回避未回避的;未經開庭審理而作出判決的;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當事人未經傳票傳喚而缺席判決的;必須參加訴訟的當事人在一審中未參加訴訟,第二審人民法院調解不成的以及其他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的”界定爲發回重審的必要條件。

也許可能會因發回導致審期延長從而犧牲個案的訴訟效益,但從整體上來說,有利于保證整個訴訟體系的程序公正。可見發回重審制度在建立錯案追究制度的今天,對一審法官具有程序保障的威懾作用,而對于程序違法而獲得不正當利益的當事人,則有被發回重審、剝奪既得利益之虞,從而起到維護程序正義的作用。

(二)體現審級功能。審級制度設計時越靠近塔頂的程序在制定政策和服務于公共目的方面的功能越強,越靠近塔基的程序在直接解決糾紛和服務于私人目的的方面功能越強。保障審級制度呈塔形或梯形結構和數量由下往上呈遞減趨勢,使最高法院在保持較小規模的前提下得以實現統一司法的特殊職能,使上級法院在相對寬松的案件壓力下擁有對下級法院的監控和指導能力,這是審級制度設置的目的。民事訴訟法賦予二審法院在原判決認定事實錯誤或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及程序嚴重違法,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時享有裁定發回重審的權利,不但從方便當事人及法官參考當地風俗習慣觸發,有利于案件事實的查明,更使上級法院在監督指導方面的只能得到進一步加強。一方面,通過書面審理將上訴案件發回重審,可以減輕二審法院積案數,特別是中級人民法院,本身還有審理大量的一審案件,若讓其對所轄全部一審案件均再次查明事實的話,一則不現實,二則勢必會造成案件審理拖延審判質量下降,不利于糾紛的解決。另一方面,從兩個審級的功能上來講,上訴法院與審判法院的社會功能各有不同,前者側重規則之治,而後則側重于糾紛解決。二審法院按照審級制度的要求,一般都承擔著保證法律適用一致的職能,相應的,其審判職能就會弱化,即便是在現代司法制度已經比較發達的國家,上訴審法院的在上訴程序中也多是法律審,下級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是對其具有拘束力的。

雖然發回重審制度設置的初衷是爲了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實、方便訴訟、維護訴訟主體的合法權益,維護兩審終審原則;是爲了有利于一審法院程序意識的提高,克服“重實體,輕程序”的傾向,幫助原審法院總結經驗教訓,改進審判工作,但我國民事訴訟的發回重審制度在實踐中存在許多問題。

二、發回重審制度目前存在的問題。

(一)適用標准過于模糊。《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款規定:原判決認定事實錯誤,或者原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二審法院可以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或者查清事實後改判;原判決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的,二審法院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幹問題的意見》雖然明確了必須發回重審的情況,但是第181條第4項規定的“其他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仍然是一個概括性的兜底條款。實踐中,由于法律規定標准模糊,二審法官往往憑借個人的理解和推斷即可套用以上條款裁定發回重審。

程序的實質是管理和決定的非人情化,其一切布置都是爲了限制恣意、專斷和過度的裁量。而法律對于發回重審制度的規定過于粗略,使得二審法官在適用時自由裁量權過大,無形中提高了案件發回率。如一百五十三條“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中的可能影響的程度如何把握?違反程序與正確判決的因果關系是什麽?在沒有更加具體的司法解釋的情況下,這些問題將使法官很難把握。再者,與程序違法發回重審的理由相比,二審法院關于“原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發回重審的理由更顯得空洞和含混,也更加難以操作。至于在什麽情況下發回重審,什麽情況下可以自行改判,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規定,造成了實踐操作的困難。

(二)導致審期拖延。案件一旦發回重審,原來的判決就會被撤銷,案件重新啓動一審程序,對于民事訴訟來說,普通程序的審判期限是六個月,經本院院長批准,可以延長六個月,經上級法院批准,還可以再延長。而經過重審的作出的判決、裁定依然爲一審判決,可以上訴,若再經過仍可延長的三個月的二審程序,則當事人的民事爭議將長期處于未決狀態。雖然實務中已經認識到這一問題, 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對民事案件發回重審和指令再審有關問題的規定》,第1條明確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53條第1款第3項的規定將案件發回重審的,對同一案件只能發回重審一次。第一審人民法院重審後,第二審人民法院認爲原判決認定事實仍有錯誤,或者原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應當查清事實後依法改判。即便如此,經過一年多的期限,對于商事糾紛來說,會導致商事法律關系的迅捷特質落空,而對于民事糾紛,將會使身份繼承等民事法律處于懸空狀態,不但導致本訴的訴訟利益得不到實現,還會導致當事人訴訟費用的增加。

(三)漠視當事人處分權。發回重審的目的,是要讓雙方當事人都有機會充分發揮訴訟攻擊和防禦方面的能力,防止裁判突襲,同時使所有與裁判結果具有關聯性的事實都有機會享受不同審級的救濟。但民事訴訟首先要尊重當事人的處分權,整個訴訟過程,包括訴訟的提起,訴訟請求的範圍,權利的放棄等均由當事人掌握。若當事人放棄對訴訟權利的追求,自願放棄訴訟權利以實現實體權利的盡早實現,也應該是得到尊重的。這是因爲發回重審制度應當是對法院違反程序的制裁,而非是對當事人的制裁,並且現階段的當事人更關心的是案件的實體結果,甚至有可能爲了規避重審甯願讓渡一些無關緊要的訴訟權利,以盡快實現實體權利。許多上訴的當事人,並不是希望法院通過重審去制裁程序違法,而是希望上級法院能夠直接審查案件事實,並對實體權利進行裁決,而不是希望因一般程序違法而導致再經曆一遍一審過程。而我國民事訴訟法對于發回重審的制度設計中,並沒有談及當事人的程序啓動權,僅僅由上級法院做出裁定,就可處分當事人的實體和訴訟權利,這與意思自治原則也是相悖的。

綜上所述,發回重審制度需要進一步完善,以適應審判實踐的需要。

三、發回重審制度的完善

(一)明確發回重審的條件。我國民事訴訟法將發回重審的條件設定爲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及程序違法,可能影響案件判決。對于此處案件事實不清、程序違法的標准和影響案件判決的程度語焉不詳。

筆者認爲,因事實問題發回重審制度應加以限制。從制度化的角度,因事實原因導致的發回重審應當區分爲法定的發回重審和酌定的發回重審。法定的發回重審即由法律明文規定一些因事實錯誤必須發回重審的情形,從現有法律規定和國外立法例看,應當包括:二審法院撤銷一審法院駁回起訴判決;對代理人爲訴訟行爲欠缺必要授權的;主要證據未經質證直接作爲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的;一審判決遺漏部分訴訟請求部分,二審經調解不成的;一審判決不准離婚,二審法院認爲應當判離且調解不成的;必須參加訴訟的當事人未參加訴訟的。酌定的發回重審,是指賦予二審法官自由裁量權。如果二審法院在撤銷原判之後發現若自行改判有剝奪當事人審級利益之虞,確需發回重審時,可以裁量發回重審。

而對于程序性違反法律規定的情況,則可借鑒無害性原則。所謂無害性原則是美國民事訴訟中發回重審時的審查標准,指如果上訴法院認爲程序性錯誤不影響審判結果,是一種無害性錯誤,則有權維持原判。大陸法系雖未明確規定無害性原則,但也將程序違法的嚴重程度作爲發回重審的標准,必須達到重大欠缺才可。因爲並非所有的程序瑕疵都有必要通過發回重審來加以糾正,程序非正義並不必然導致非正義的判決。如果一審法院僅爲一般程序違法,如送達不規範,在簡易程序審判期限內未審理完結而又欠缺轉爲普通程序的,則無發回重審之必要,而凡是違反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以剝奪或限制訴訟參加人在審理案件時所有法律所保障的權利的做法;或以其他方法妨礙法庭全面審理案件,已經影響或可能影響作出合法的和有根據的民事判決的,就被認爲是嚴重違反了民事訴訟法律,應發回重審。

(二)、尊重當事人處分權。民事訴訟的根本目的在于是爲了保護當事人的權利, 發回重審制度也不例外,應當充分體現當事人的處分原則。作爲民事訴訟中的一項基本原則,當事人處分指的是民事訴訟當事人有權在自己範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實體權利,其實質是當事人對自己享有的權利的自由支配和處置,具體爲當事人是否起訴或終結訴訟,何時或何種內容、範圍及對何人起訴,原則上由當事人決定,國家不能幹預,要求法院在民事訴訟中應當處于被動消極的地位。而我國現行的發回重審標准,體現出二審法院爲唯一決策者的理念,一切以法院和法官的自由裁量爲基准,並未考慮當事人的意願,有不尊重當事人訴訟權利之嫌。筆者認爲,當事人對審判的公平與效率有自身的判斷和選擇。當出現案件符合前述發回重審的標准時,不同的當事人會有不同的程序選擇:出于更好的進行訴訟攻擊或防禦的目的,當事人可能會尋求將案件發回重審;如果雙方當事人出于盡早穩定民事關系、防止訴訟拖延及節省訴訟費用等原因,自願放棄審級利益而要求二審法院迳行裁判的,法院沒有理由不允許。筆者認爲,當事人的選擇權應及于法律規定的三種發回標准,即將征求當事人的意見作爲發回重審的前提條件。無論是因事實問題、程序問題還是法律適用問題發回,都應當事先告知當事人,法官必須履行釋明責任,並由當事人協商。當事人達成不發回重審的合意的,由二審法院審理後迳行改判;反之方可發回重審。這裏可以借鑒我國台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2項規定,應發回重審的案件“如兩造合意願由第二審法院就該事件爲裁判者,應即自爲判決”。

(三)加大非訴糾紛解決機制的運用1、加大調解力度。調解制度作爲東方的一朵奇葩,其作用無需贅言,在我國的民事訴訟程序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不論是一審還是二審,都強調調解的適用,以求在人情社會取得較好的效果。借助“調解年”活動這一契機,加大調解在一審民事案件中的適用力度,盡量使案件在一審階段做到案結事了。由于調解協議是在雙方自願的基礎上達成的,當事人對于協議內容是認可的,容易盡快履行,這樣就會從源頭上減少亂發、濫發重審情況的發生。

2、引入小額訴訟程序。小額訴訟程序是一種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其特點是適用範圍爲以支付金錢爲訴訟標的的案件;親自訴訟、口頭進行、非專業化;對抗色彩相對較弱,職權主義介入較多,注重調解;適用小額訴訟費用專門標准;當事人對于是否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一般都有選擇權;以“限權”爲特征,法官的司法權和當事人的程序保障權兩方面都受到一定限制;一般不許當事人反訴,原則上實行一審終身制。小額訴訟法庭可以采取相對隨意、方便的開庭方式,比如不受審限及舉證期限約束,盡快開庭;設在社區、周末進行;可由法官以外的推選人員主持等,所需訴訟費用低廉,其做出的判決由法院保障執行。由于基層法院多受理小額的金錢糾紛,若能引入小額訴訟程序,對于分流案件,促進案件圓滿解決,降低上訴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3、結合民間調解組織。人民調解委員會、基層群衆網絡和社會法庭都是我國已經或逐步成熟的民間調解組織,在糾紛解決過程中,法官行使釋明權,可以征求當事人意見,經當事人同意,將案件移交給民間調解組織,由其對案件進行調解,以解決糾紛,使得案件在一審程序就得以解決。防止由于對法院和法官的不信任感而導致的上訴,並由上級法院發回重審,審期拖延的情況發生。

(四)合理配置法官。由于曆史原因和工作壓力,基層法院的法官人數少任務重,且素質不如上級法院的高,這就造成一審裁判質量不高的情況在所難免,可以借鑒日本法院將優秀法官多留在第一審,則第二審的水准提高,第三審的維持率就高,發回重審的數量就減少方法,改變現有法官配置,將優秀的法官配置到一審法院,並增加一審法院法官編制數量,以提高一審案件的裁判質量,而使得二審發回率降低。當然,這需要解決法官職級、待遇等一系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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