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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京上訪被訓誡不能再被地方拘留

日期:2016-09-04 來源:網 作者:網 閱讀:443次 [字體:大 中 小] 背景色:        

進京上訪被訓誡不能再被地方拘留

在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下,任何剝奪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爲,都是非法拘禁罪!現把警方“超越職權和屬地管轄範圍”的違法事實陳述以下:

警方以“訓誡書”之名,限制人身自由違法

參酌我國《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訓誡是指法官對違反法庭規則的當事人進行的批評教育,主要體現爲言語上的訓導,而非人身方面的強制。抛開法律,在日常用語層面,訓誡的含義也主要是教導。強調的是當面的言傳,通過思想的感化。日常用語中該詞也不包含人身強制的內容。

對于上訪人員的訓誡,明確規定在國務院頒布的《信訪條例》中。《信訪條例》第四十七條規定:如果信訪人違反社會公共秩序或者信訪秩序,“有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應當對信訪人進行勸阻、批評或者教育。經勸阻、批評和教育無效的,由公安機關予以警告、訓誡或者制止;違反集會遊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規,或者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爲的,由公安機關依法采取必要的現場處置措施、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首先根據《信訪條例》第四十七條的規定,可以肯定地說:“訓誡”不是行政處罰行爲。

“訓誡”針對的是信訪人員雖然違反信訪秩序,但在嚴重程度上不構成行政處罰對象的行爲。如果嚴重程度達到行政處罰的標准,依據上述規定,公安機關將采取必要的現場處置措施、給予治安管理處罰。在治安管理處罰的種類中,限制人身自由的處罰是行政拘留。既然“訓誡”不構成行政處罰行爲,自然也就不應包含限制人身自由的內容。

其次《信訪條例》規定的“訓誡”也不能構成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

根據《行政強制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必須通過法律來規定,而《信訪條例》是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在位階上低于法律,因此無權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

從法律性質上來講,《信訪條例》中的“訓誡”是行政管理過程中的一種事實行爲,它既不包含行政處罰意義上限制人身自由的內容,也不包含行政強制措施意義上對人身自由的限制。

根據《立法法》規定,行政法規並無設定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權限。只依據法律對人身自由加以限制,目的就在于確保限制措施在內容上得到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認可,體現人民的意志;在程序上得到嚴格的規範,避免恣意侵犯公民權利的情形。

根據已經獲得的相關訓誡書以及相關法律規定,警方不能對上訪人實施治安行政處罰。

1、警方沒有任何現場證據證實上訪人違法

警方所持(來源不明的)“訓誡書”,並沒有說明上訪人在上訪的時候是否有采取過激行爲,或者是否有擾亂中南海或天安門的辦公秩序的行爲,同時也沒有說明上訪人上訪時擾亂“正常辦公秩序”的情節是否嚴重,以及造成了什麽樣的嚴重後果的。這就說明,警方是在沒有任何現場證據的前提下,對上訪人做出了行政處罰。《行政處罰法》第三十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爲,依法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行政機關必須查明事實;違法事實不清的,不得給予行政處罰。因此,該份行政處罰決定,是違法的行政處罰決定!

2、行政處罰所依據的證據不足,且明顯違反法定程序

警方在對上訪人進行訊問後,收集到的訊問筆錄不能作爲對上訪人進行拘留的證據。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九十三條規定,公安機關查處治安案件,只有本人陳述,沒有其他證據證明的,不能作出治安管理處罰決定。而事實上,警方對上訪人進行“行政拘留”的證據只有二個,即“訓誡書”(來源不明)和“本人陳述”(沒有其他證據證實),除此以外,再沒有任何其他證據。因此,公安對上訪人進行“行政拘留”,明顯違反法律規定,嚴重侵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3、訓誡書不能證明原告有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的擾亂國家機關工作秩序的行爲。

其一、訓誡書是對沒有違法但有一定違法可能性的公民采取的一種措施,是一種極度輕微警告。因此,訓誡書只能證明上訪人有上訪行爲,而不能證實有擾亂國家機關正常辦公秩序的行爲。也就是說,訓誡書證明上訪人還沒有違法——沒有違法就是合法。所以,訓誡書是上訪人行爲合法的證據——用證明行爲合法的證據來證明行爲違法,這不但在法律上是違法的,在邏輯上也是相當可笑的!

其二、訓誡書來源不合法。警方所持《訓誡書》應當是由北京公安局派出所給上訪人出具的,公安只有向上訪人索取《訓誡書》才是其合法持有訓誡書的唯一途徑,但事實是,上訪人沒有訓誡書,也並不知道派出所給其開過《訓誡書》,更不清楚警方如何獲取應當交給上訪人的《訓誡書》的?因此,該份“訓誡書”來源的合法性和真實性值得懷疑。將來源不合法的證據,作爲定案依據,這是不正常的行政處罰。

其三、如果北京公安局派出所向上訪人作出的訓誡行爲,是一種行政處罰,那麽,北京公安局派出所向上訪人出具了“訓誡書”,說明北京警方已經對上訪人進行了行政處罰。根據我國的法律體系,從行政處罰到刑事犯罪的判決,只有“數罪並罰”的,從來沒有“一罪可以累罰”的,這就是“一事不再罰”原則,所以警方持”訓誡書“,對上訪人進行行政拘留,是嚴重擅權妄爲,違反法律准則規定的!

其四、如北京公安局派出所向上訪人作出的“訓誡行爲”,不是一種行政處罰,它只是北京公安機關作出的一種普通的具體行政行爲,那麽,根據有關法理和證據原則,一項普通具體行政行爲是不能夠證明當事人的行爲是必然違法的。事實上,訓誡書的重要意義是告知,即告知上訪人應到相應的信訪部門去反映問題,要依法維權,不要做違法事情,上面沒有記錄上訪人有違法行爲。

假如上訪人在北京違法了,北京公安必定會履行自己的職責依法處理的,從北京公安派出所對上訪人的上訪行爲沒有施行行政處罰,而只是出具了“訓誡書”這一情況可以證明,上訪人的上訪行爲並沒有違法。沒有違法就是合法。所以,訓誡書是行爲合法的證據。

公安用“訓誡書”作爲行政拘留的證據,是用證明行爲合法的證據來證明行爲違法,這顯然是顛倒黑白,指鹿爲馬。因此,即使這份訓誡書是真的,北京公安派出所出具的“訓誡書”,只能證明上訪人到中南海或天安門去上訪,而對上訪人擾亂了中南海或天安門的正常辦公秩序,則沒有任何證明力(更何況是僞造的!),所以,該“訓誡書”不能用來作爲對上訪人進行行政拘留的證據。

公安的辦案程序違法,在北京沒有管轄權

首先,根據警方行政拘留決定適用《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3條第1款第2項規定進行處罰的情況看,“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行爲處罰,是《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第二十三條第一款:“(二)擾亂車站、港口、碼頭、機場、商場、公園、展覽館或者其他公共場所秩序的”條款。

“(二)”款中所指的處罰規定,對照原告在北京上訪的行爲,一條也夠不上。北京警方也未提供任何證據足以證明原告有上述行爲。所以,警方認定原告“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對原告采取處罰拘留的決定,是完全錯誤和栽贓陷害的行爲。

其次,處罰決定對原告行爲的定性錯誤。

原告從沒有過任何“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違法行爲。因此,警方適用《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三條第一款(二)項規定,對原告進行處罰,是濫用權力,弄虛作假,執法犯法。所以,警方的處罰決定在根本上是錯誤的,不合法的處罰。

退一步講,即使警方辦案的其他程序都合法,但是,其行政行爲,同樣屬于無權管轄。

其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四章第二十條規定:行政處罰由違法行爲發生地的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管轄。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公安沒有任何法律及其他規定相關法律依據,對發生在北京的上訪人“違法行爲”進行處罰。因此,警方的處罰決定,明顯是違法的!

其二、《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二章第九條規定:“行政案件由違法行爲發生地的公安機關管轄”。因此,即使原告在北京確實違反了治安管理處罰法並需要進行處罰,而所謂“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的行爲”,無論行爲地還是結果地,都在北京。而且,北京的公安機關是:當場發現,當場處置。所以應當由北京公安機關管轄。

綜上所述,警方憑“訓誡書”就對上訪人限制剝奪人身自由(行政拘留),明顯屬于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執法犯法制造冤假錯案。

(來源:中國新聞日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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