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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風險防控專題 >> 公司運營風險

僞造公司印章罪司法實務問題探究

日期:2016-11-28 來源:律政中國 作者:律政中國 閱讀:98次 [字體:大 中 小] 背景色:        

摘要:司法實踐中,僞造公司印章罪等刑法罪名存在著邊界不清、標准不一的現實問題。面對實際困境,諸如檢察職業人員這樣踐行法律的核心群體,亟需對之作相應分析和研究。本文擬從一起僞造公司印章的案例入手,通過梳理僞造公司印章罪的相關理論基礎,探究出僞造公司印章罪的入罪判定依據,借以解決與僞造公司印章罪相關的常見實務問題,以期望司法實踐中更好地懲治犯罪和保護法益。

關鍵詞:僞造;公司印章;法益;判定因素;實務探究

爲了維護社會管理的正常秩序,提倡鼓勵社會誠信,我國刑法明確規定了僞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僞造印章的違法犯罪行爲。但是現實生活中,刑法對于本罪的規定早已不能規範現今紛繁複雜的實際情況,此類犯罪仍然十分猖獗。針對近年來出現的與本罪相關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有必要作出新的審視。

一、導入研究的案件及司法認定爭議

(一)基本案情

2011年2、3月份,犯罪嫌疑人曾某在修建四川寰亞建設有限公司冠岩區安置房項目的過程中,因資金周轉困難無法購買建築材料,在向四川寰亞建設有限公司項目部借用項目部公章(此章未經登記、備案)用于賒購建築材料未果後,遂指使其手下工作人員葉某、黎某僞造私刻四川寰亞公司冠岩區安置房項目部公章。其後曾某用僞造的公章分別與成都市鴻宇建材經營部、四川宏圖公司簽訂了鋼材和商混供應合同,並先支付部分貨款獲取建材用于了工程建設。之後,曾某由于無力支付剩余貨款,離開了建設工地,剩余貨款140余萬元由四川寰亞建設有限公司冠岩區安置房項目部代爲支付。此外,在案發時由于該建設工程沒有竣工審計結算,各方實際損失無法核實。

(二)爭議焦點

1、公司項目部的印章是否屬于僞造公司印章罪所規範的“公司印章”範疇。一種意見認爲,根據我國法律法規對公司印章的管理規定,印章的刻制、更改等事項都要到印章主管機關登記備案。本案中,寰亞公司安置房項目部的印章沒有經過主管機關備案,那麽犯罪嫌疑人曾某僞造的印章就不屬于“公司印章”的範疇。相反的,另一種意見認爲,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僞造工程建設項目部的印章簽訂經濟合同,客觀上足以損害僞造公司印章罪所保護的法益—社會管理秩序,當然僞造了“公司印章”。

2、犯罪嫌疑人曾某實行了僞造公司印章的行爲,是否必然構成僞造公司印章罪。有觀點認爲,犯罪嫌疑人曾某爲了完成工程建設僞造公司印章,其主觀上並非出于非法占有等惡性目的,並且沒有造成嚴重的危害後果,不構成犯罪。另一觀點則認爲曾某明知其無法履行合同,仍然僞造公司印章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建材,反映其主觀上具有違法目的,甚至有非法占有財物之嫌,理應按照僞造公司印章罪予以打擊。

借此,圍繞本案主要探究兩個司法適用問題:一是僞造公司印章罪的“公司印章”具體是指何種印章;二是僞造公司印章罪的入罪標准如何把握。

二、僞造公司印章罪之相關理論、司法現狀分析

(一)僞造公司印章罪的內涵

我國刑法第280條第2款規定:“僞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此條文是我國刑法關于懲治僞造公司印章的規定。

僞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是指沒有印章刻制權限的人,擅自僞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的行爲。此處的“印章”,是指上述單位以文字、圖像等信息表示其名稱或者組織機構屬性的公章、專用章,能夠代表單位內部行使管理職權,外部從事活動並承擔法律後果的標志。[1]從本罪在刑法分則的位置來看,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理解,即設立本罪目的是爲了維護印章的管理秩序,以及保護公司對外的誠實信用和商業形象,從而保障社會管理秩序。

究其公司印章的法律性質,本質是能夠體現公司的“意思表示”,即代表公司與相對方發生權利義務關系,體現公司商業信譽和商業形象。歸結到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曾某僞造寰亞公司項目部印章的行爲,是否足以妨害印章管理秩序,能否影響寰亞公司對外的誠實信用度顯得尤爲重要,需要強調的是,此處應以産生實質上的影響爲標准。

(二)僞造公司印章罪的適用現狀

實踐中,僞造印章的實質目的是爲了進行其他活動,如行爲人企圖實施更爲嚴重的罪行而僞造印章,時常構成僞造印章罪與其他罪名的牽連犯。在刑法條文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根據刑法原理,對牽連犯從一重罪處罰,即以行爲人實施的重罪定罪處理,將僞造印章的行爲作爲實施重罪的犯罪手段被包含吸收。[2]另外,僞造印章與後續犯罪也可能沒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行爲人則應以僞造印章罪和後續使用印章犯罪數罪並罰。例如,行爲人以販賣假章爲目的僞造了公司印章,但假章一直未能銷售出去,轉而使用僞造的印章進行詐騙,就應當以僞造公司印章罪和詐騙罪數罪並罰。所以,實踐中單獨以本罪定罪處罰的案件相對較少。針對于此,有學者認爲,僞造公司印章罪重點打擊僞造印章之後的違法使用行爲,屬于牽連、附屬罪名,甚至沒有單獨存在的必要。[3]

就本案而言,犯罪嫌疑人曾某利用僞造的公司印章簽訂合同,目的是爲了完成工程建設,沒有非法占有的意圖,不能構成合同詐騙罪。現實中類似曾某的行爲,僅剩下僞造公司印章的行爲可能被刑法評價了(暫且不論應否動用刑法打擊),顯然的,本罪是有單獨存在的必要的,否則會使此類行爲有逃避法律規制的可能。

三、僞造公司印章罪之判定標准

(一)僞造公司印章罪的判定因素

僞造印章的行爲可謂千變萬化、五花八門,但並非任何僞造公司印章的行爲都需要接受刑法的規制。[4]影響僞造公司印章行爲入罪的常見因素有哪些,也是本文加以研究的問題。

1、犯罪對象,即僞造公司印章犯罪所産生的物—公司印章,根據僞造犯罪原理,僞造印章罪是維護真實印章的有效性和信用度。所以,僞造的對象必須是侵犯了真實印章的管理秩序,或侵犯了實際存在單位的誠實信用度的印章,既包括公司的公章、專用章,也包括公司內部機構、派出機構、分支機構的印章。此外,僞造印章的數量不是僞造印章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但可以作爲量刑情節考慮。   2、根據印章的內容進行判定,僞造印章和真實印章在內容上達到了何種相似程度,即真假章的內容之間是否完全一致或者具有高度相似性,能否“以假亂真”使相對方産生錯誤認識,但這要以社會大衆的普遍認識水平作爲標准。

3、審查僞造印章行爲的社會危害性,是否足以侵害僞造印章罪保護的具體、實際法益。本罪是爲了維護印章的管理秩序,同時也是保護公司對第三人的商業信用,侵害此法益的現實危險,是社會危害性的標志。如行爲人僞造印章的目的僅爲個人欣賞,而不作其他用途,這樣的行爲因爲不具有任何社會危害性,就不能認爲是犯罪。

4、本罪究竟打擊的是僞造行爲,還是僞造印章後的使用行爲。如果打擊的是僞造行爲,那麽將是采用行爲犯的標准,[5]即制造出假章的行爲就可以構成本罪。如果是打擊後續使用假章的行爲,那麽僞造印章的行爲只是其他犯罪的預備階段,不能單獨評價爲僞造印章罪。[6]筆者認爲,“使用”行爲不是僞造印章罪的必要前提,但主觀上要以“使用”爲目的,即行爲人在僞造印章前或後有“使用”的主觀意圖,這裏的“使用”應理解爲銷售、欺詐等足以侵害本罪保護法益的行爲。

綜上,一旦僞造印章的行爲達到具有實質社會危害性的程度,就可以認爲是犯罪,換言之,僞造印章的行爲必須具備對刑法所保護法益侵害的現實危險性才能入罪。

(二)本案的處理意見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曾某爲了賒購建材完成工程建設,僞造公司項目部印章簽訂經濟合同的行爲,已構成僞造公司印章罪,但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可以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理由如下:

1、從僞造印章的用途和目的來看,犯罪嫌疑人曾某僞造印章雖是爲了完成工程建設,但該工程項目是由曾某自負盈虧,其僞造印章騙購建材的實質是滿足私利的行爲。

2、僞造公司內設機構的印章,也可能屬于僞造“公司印章”的範疇。本案中曾某僞造的公司項目部印章,在實踐中經常用于和材料商簽訂合同,足以使第三人相信此章具有很強的“合同效力”,客觀上也足以損害該公司對外的誠實信用度。此時,當然可以對公司項目部的印章作出擴張性的解釋爲“公司印章”。

3、一個行爲對刑法所保護的法益是否具有實質、現實的危險性,往往決定著罪與非罪。通過上文所述,曾某僞造公司印章用于滿足私利的行爲,實質上已經侵害了僞造公司印章罪所保護的法益—社會管理秩序,是具有社會危害性的。

4、審查犯罪嫌疑人曾某的犯罪情節,可以發現:(1)曾某作爲實際承建人,並非是僞造公司印章企圖行騙的人員;(2)曾某因資金周轉困難僞造印章賒購建材,也是希望順利完成工程建設;(3)曾某僞造印章賒購的建築材料基本用于了工程建設,沒有造成重大損失。

四、相關實務問題探究

近年來,僞造公司印章的行爲方式越來越多,新手段、新花樣層出不窮,新的形勢要求我們必須厘清僞造公司印章罪的實務問題。

(一)僞造虛構不存在的公司印章

僞造虛構公司的印章,包括僞造虛構公司的內部單位、派出單位、分支單位印章,此類僞造行爲在實踐中是否應當認定爲僞造公司印章罪一直存在爭議。持肯定觀點的人認爲:第一,僞造虛構公司的印章仍然妨害了國家對印章的管理秩序,因爲制作印章需要到主管部門進行登記備案。第二,現實中公司名稱五花八門,不一而足,一般普通大衆根本無法辨別該公司的真實性,很有可能將虛構公司誤認爲是與之名稱類似的真實公司,僞造行爲則侵犯了該真實公司的對外誠信度和商業形象。第三,僞造虛構公司印章的行爲頻繁發生,和僞造真實印章行爲的社會危害性相差無幾,如不加以打擊勢必放縱此類犯罪,不利于法益的保護。[7]

筆者認爲此觀點值得商榷。首先,印章管理秩序保護的是實際、具體的印章效力和信用,是行使具體、實際的印章管理權。沒有真實單位存在,那被僞造的印章就不會對具體的印章效用管理産生實質影響。顯然,“僞造印章的行爲必然妨害印章管理秩序”的認識是有失偏頗的。其次,刑法設立僞造印章罪的目的不僅爲了維護印章管理秩序,還爲了保護真實存在公司的商業信用。倘若行爲人僞造虛構公司印章,足以使一般大衆誤認爲是與其名稱相類似真實存在的公司的印章,說明虛構的公司與真實存在的公司名稱極爲相似,該僞造行爲實質上是僞造了真實公司的印章。最後,刑法應該具有謙抑性,僞造虛構公司印章的行爲並不是都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也就不必都用刑法來調整。

(二)僞造已經失效的公司印章

印章在制作使用以後,還可能出現印章內容變更、印章注銷等事項,按照規定,印章變更或者注銷以後,原來刻制的印章就可能失去效力。僞造失效印章的行爲,是否能夠納入僞造印章罪的範疇也值得探究。

結合上文的理解和分析,僞造已經失效的公司印章是否構成犯罪,不能一概而論,有必要進行區分。第一,公司經注銷登記,原公司的印章也隨之失效。僞造已經注銷的公司的印章,行爲實質和僞造虛構公司的印章是一致的,如上文觀點,不宜以僞造公司印章罪論處。第二,公司存續期間,印章因其他事由而失效。僞造此失效印章的行爲,除非印章失效事實被一般公衆所熟知,既不損害印章的管理秩序,也不影響印章所屬公司的信用度和商業形象,否則,仍然侵犯了僞造印章罪所保護的法益,可能構成犯罪。

(三)僞造與真實印章內容有差異的印章

僞造與真實印章內容不一致的印章,是否以僞造印章罪定罪處罰,實務中也存在不同認識。一種意見認爲,僞造印章的內容需要和真實印章的內容一致,否則僞造對象條件不成立,不構成僞造印章罪。相反意見認爲,只要僞造的印章足以使一般普通大衆誤認爲是真章,那麽就符合僞造印章罪的構成要件,應當以僞造印章罪追究刑事責任。

筆者較爲認同第二種觀點,僞造與真實印章內容有差異的假章,此行爲罪與非罪的關鍵點,在于僞造的印章能否使相對人産生認識混淆。無論行爲人出于何種原因將印章僞造得與真實印章不完全一致,但只要真假印章之間所代表的被害公司具有同一指向性,或者真假印章之間的意義和用途基本一致,並且讓普通大衆難以辨別真僞,足以侵犯被害公司的商業信譽即可構成僞造公司印章罪。

注釋:

[1]張明楷:《刑法學》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924頁。

[2]張紅霞、陳陽陽:《僞造證件騙取房産過戶如何定性》,載《中國檢察官》2006年第11期,第63頁。

[3]黃明儒、楊彩霞、劉愛童:《僞造、變造犯罪定罪量刑案例評析》,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頁。

[4]馮雲:《刑法中的僞造行爲研究》[D],華東政法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4月。

[5]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51-157頁。

[6]謝望原、郭立鋒:《論僞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的立法完善》[J],人民檢察2004年第11期。

[7]蔡永彤:《僞造公司、企業印章罪若幹實務問題探討》,載《法學教育》2009年第3期。

(作者通訊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堂縣人民檢察院,四川 成都 6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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