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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管轄權異議制度研究

日期:2019-05-17 來源:網 作者:網 閱讀:4次 [字體:大 中 小] 背景色:        

民事訴訟管轄權異議制度研究

來源:重慶法院 | 作者:劉勇

摘要:管轄權異議呈現高駁回率、高上訴率、高維持率的特征,被濫用的趨勢越發明顯,已然成爲當事人拖延訴訟的合法手段和訴訟策略。濫用管轄權異議,造成嚴重的訴訟遲延,損害相對方的合法權益,降低訴訟效率,損害司法公信力,顯然背離了管轄權異議制度設立的初衷。鑒于此,本文以筆者所在法院的相關案例爲基礎,分析管轄權異議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危害,探尋管轄權異議被濫用的原因,並就矯正管轄權異議制度提出針對性的意見和建議,以供探討。

關鍵詞:管轄權異議,訴訟權利,拖延訴訟,濫用

一、管轄權異議制度的價值功能

民事訴訟管轄,是指確定各級人民法院之間和同級人民法院之間受理第一審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權限。[1] 正確處理管轄問題,是民事訴訟的前置程序。管轄權異議是指當事人認爲受理訴訟的法院對案件沒有管轄權,依法向受訴法院提出的不服該院管轄的意見或主張。[2] 管轄權異議作爲一項普遍性的民事訴訟權利始于1991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該制度的設立蘊含著深刻的價值理念。

(一)管轄權異議制度是實現程序正義的必然要求

人民法院作爲審判機關,掌握著對訴至法院的各類糾紛進行審理並作出裁判的權力,只有做到實體和程序兩方面的公正,裁判結果才能符合人民群衆對司法公正的需求。人民法院在行使裁判權之前,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本院對案件是否有權管轄的問題,只有正確處理好管轄問題,訴訟程序才能繼續進行。在立案時,雖然法院根據原告提交的證據材料對案件的管轄權進行了初步判斷,但是由于沒有被告方的參與,法院對管轄權的判斷難免會存在偏差,因此法律賦予了當事人對管轄權提出異議的權利,以便受訴法院及時矯正不當管轄,合法行使審判權。

(二)管轄權異議制度是平衡訴訟權利的需要

平等成就了民事訴訟,在民事訴訟中,雙方當事人享有申請回避、上訴等平等的訴訟權利,也有諸如起訴與反訴、舉證與質證等相對等的訴訟權利。基于民事訴訟雙方當事人利益的對立性,通常情況下,只要一方所主張的,另一方就必然反對,在管轄問題上,只要原告訴至法院,被告的對等反應往往是提出管轄權異議。

受“司法地方保護主義”觀念的影響,原告在起訴時,通常會選擇其自認爲對其有利的法院而規避對其不利的法院,因此,管轄問題就成爲民事訴訟雙方當事人展開的第一場爭奪戰。原告對管轄法院存在一定的“選擇優勢”,更具主動性,處于有利地位,管轄異議正是被告對抗原告這一“選擇優勢”的有利武器。[3] 該制度賦予被告對抗原告濫用起訴權的權利,一旦所訴爭議不屬于受訴法院的管轄範圍,原告的起訴權就將在一定範圍內歸于消滅,並承擔被駁回起訴的不利法律後果。因此,管轄異議制度有助于防止原告濫用起訴權、平衡雙方的訴訟權利。

二、管轄權異議制度功能異化

法律對管轄權異議制度的規定具有相當的模糊性,賦予了當事人很大的自由和權利,同時又缺乏與其他制度的補充與協調。在司法實踐中,管轄權異議制度的價值功能被異化甚至扭曲,原本不應有的功能被一些惡意當事人發掘並大肆利用。爲了實現更大的利益,形成對自己有利的訴訟狀態,一些當事人屢屢濫用管轄權異議這一“合法”的司法程序來“合理”的拖延訴訟。在筆者所在法院的商事審判庭,就遇到過不少濫用管轄權異議的典型案例。

(一)濫用管轄權異議的典型案例

案例一,某小貸公司訴張某等人民間借貸糾紛一案。被告張某以“原告就被告”原則爲由,向受訴法院郵寄管轄權異議申請書,請求將案件移送至被告張某住所地法院審理。經審查,雙方在借款合同約定如發生爭議協商不成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轄,受訴法院駁回了張某對管轄權提出的異議後,張某又以同一理由提起上訴。

案例二,魏某訴石某、楊某民間借貸糾紛一案。被告以經常居住地與住所地不一致爲由,提出管轄權異議,主張案件應由其經常居住地法院管轄,但未提交任何證據材料。受訴法院以證據不足駁回其管轄權異議後,被告又以相同理由提起上訴。

案例三,雷某訴陳某民間借貸糾紛一案。陳某以雙方對陳某所有的位于受訴法院轄區的房屋的面積、價值等進行了約定爲由,請求將案件移送D區法院審理,經審查,原被告雙方的住所地和經常居住地均在受訴法院管轄範圍內,受訴法院依法駁回了陳某提出的管轄權異議,陳某在上訴期屆滿前一天,又以同一理由提起上訴。

案例四,某銀行訴某公司及曹某(曹某系該公司法定代表人)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一案。曹某向受訴法院郵寄管轄異議申請,以公司經營地不在受訴法院管轄範圍爲由,要求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審理。

案例五,重慶Z公司訴天津H公司買賣合同糾紛一案。H公司以其住所地在天津爲由,請求將該案移送天津某區法院進行審理。經審查,雙方在買賣合同中約定“發生爭議協商不能的,由Z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轄”,受訴法院依法駁回H公司的管轄權異議後,H公司又以同一理由提起上訴。

(二)濫用管轄權異議案件的特征

總結上述典型案件,可以發現濫用管轄權異議的案件通常存在以下特征。

1.表現形式多樣

其一,被告通常以郵寄方式向法院遞交管轄權異議申請書,而且在郵件中不注明聯系方式和地址,如案例四中的曹某,在寄件人地址中只寫了重慶市B區,申請書中也沒有寫明具體的聯系地址和聯系方式。其二,被告往往只提申請而不說明理由,或者其理由明顯與事實和法律不符,案例三中,被告在申請書上寫道“雙方對抵押房屋的面積、價值、門牌號等進行了詳細約定,本案應由D區法院受理”,毫無邏輯性可言。其三,提出管轄異議但不提交相應的證據,甚至連受移送法院也不明確,上述案例中,提出管轄異議的被告全都沒有提交證據。案例四中,曹某要求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但並沒有明確的受移送法院。

2.主觀惡意明顯

前面列舉的案例中,受訴法院駁回了被告提出的管轄異議後,被告全都提起了上訴,二審法院均維持了一審法院作出的裁定。不難看出,管轄權異議案件呈現出駁回率高、上訴率高、上訴維持率高的“三高”特點。與一二審法院駁回實體權利後,時常出現當事人申訴、信訪的情況不同的是,一二審法院駁回管轄異議後,卻沒有被告對此表現出強烈的不滿而進行申訴或者信訪。由此可以推斷出駁回管轄權異議的結果是符合被告的心理預期的,那麽被告爲什麽還會對管轄權異議樂此不疲呢?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被告出于拖延訴訟的惡意,濫用管轄權異議,謀取不當利益。

3.背離誠信原則

現行《民事訴訟法》充分尊重當事人的自由意志,規定了協議管轄制度,雙方當事人在不違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前提下,可以書面協議選擇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等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人民法院管轄。在合同類糾紛案件中,雙方當事人協議選擇管轄法院的情況越來越普遍,但是糾紛發生之後,一些被告往往背離誠信原則、無視協議約定,仍對管轄權提出異議。案例一、四、五中,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中均對管轄法院進行了明確的約定,但被告方仍以“原告就被告原則”提出異議,並以同一理由進行上訴。案例五中H公司甚至在管轄權異議申請書中直言“依民訴法的規定,本案當事人在無約定管轄的情況下,應由天津某法院管轄”。

4.代理人助推管轄異議濫用之風

在律師或者法律服務者中,不乏有些人憑借自己的專業知識,違反法律職業道德,通過提出管轄異議的方式幫助當事人達到拖延訴訟的目的。前述案例一、二、三、五均是由被告代理律師向法院提交管轄權異議申請書的。其中,在法官與雷某案被告代理人的談話中,問其爲何要提管轄權異議,該律師竟然直言“爲了拖延時間”,法官對此顯得無奈又無助,卻又不得對其管轄異議申請進行審查並作出裁定。

(三)濫用管轄權異議的危害

權利不受限制就容易被濫用,由于管轄權異議制度設計存在疏漏,缺乏必要的規制,往往成爲惡意當事人滿足其私利的合法武器,不僅損害了原告方的合法權益,更是對司法資源的極大浪費和司法公信力的嚴重侵蝕。

1.損害原告利益

根據現行法律的規定,只要被告在答辯期內對管轄權提出異議,受訴法院就應當審查並作出裁定,即使被告出于濫用管轄權異議的主觀惡意,法律也沒有賦予原告相應的救濟措施進行有效的抗辯。原告不僅要承擔被告“合法”地拖延訴訟所造成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還要忍受管轄異議案件一審二審所增加的訟累。而且被告在提出管轄權異議的同時,往往會伴隨著轉移財産、隱匿證據等不正當行爲,導致雙方矛盾進一步升級,既損害了原告方的利益,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案件審理和執行的難度。

2.拖延訴訟,損害司法公信力

從訴訟效率來看,任何程序的設置都將影響訴訟效率,二者之間始終存在矛盾和緊張關系。[4] 被告提出管轄權異議,無論其理由是否成立,也不論其是否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法院都應當停止案件的實體審理,優先處理管轄權問題。而被告對法院作出的裁定又享有上訴權,如此一來,原本一個案情簡單、法律關系明確的案件,其審理周期被“合法”地拉長,司法的效率價值蕩然無存。原告訴至法院,就是希望通過法律程序迅速、公正地解決爭議,恢複其受損的合法權益,而被告屢屢通過濫用管轄權異議來惡意拖延訴訟,法官、法院、甚至法律對此卻顯得無能爲力,這無疑使司法公信力備受拷問和沖擊。

3.浪費司法資源

“案多人少”是目前各級法院普遍面臨的最突出最棘手的矛盾,當事人可以濫權而法院卻不能渎職,面對當事人提出的管轄異議,無論其是否出于惡意,法院都不能拒絕裁判。只要被告在答辯期內對管轄權提出異議,法院都必須停止案件的實體審理,優先審查管轄權問題並作出裁定。如果當事人對管轄異議裁定提出上訴,就還要涉及卷宗移送等事宜,這一系列的程序無疑增加了法官的工作負荷,使得原本就比較緊張的司法資源顯得更加捉襟見肘。

三、管轄權異議制度功能異化之反思

管轄權異議被濫用成災,是多方面的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除了被告方自私自利之外,更有社會誠信建設和法律制度設計方面的原因。

(一)法律制度設計存在缺陷

1.提出管轄異議的條件過于寬松。

現行《民事訴訟法》中涉及管轄異議的條文很少,該法第127條第一款規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後,當事人對管轄權有異議的,應當在提交答辯狀期間提出。人民法院對當事人提出的異議,應當審查。異議成立的,裁定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異議不成立的,裁定駁回。”根據該規定,凡是對管轄權不滿的,都可以在答辯期內提出異議,無論其異議是否合理,也不論是否有事實和法律依據。這就使得提出管轄權異議的門檻過低,異議人即使沒有理由也會處于拖延訴訟有利地位。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45條之規定,當事人不服一審裁定的,有上訴的權利。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當事人提出管轄異議和上訴的條件只有一個——不服,不服管轄,提異議,不服裁定,上訴,既不需要說明理由,也無需提交證據。如此零門檻的制度設計,無疑給意圖拖延訴訟的惡意當事人濫用管轄權異議大開方便之門。

2.異議成本低

根據《訴訟費用交納辦法》的規定,當事人提出案件管轄權異議,異議不成立的,每件交納50元至100元,而對管轄權異議案件上訴審是否交納訴訟費用則沒有明確規定。對被告而言,異議的成本幾乎僅限于時間的付出,而拖延時間往往正是被告所期望的。異議申請即使被駁回,申請人也無需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和風險,更有甚者,即使申請人的異議申請給對方當事人造成了損失,也沒有切實可行的懲罰措施來對受害方的利益進行救濟。[5] 一旦通過管轄異議達到了拖延訴訟的目的,即使異議不成立,相比100元的訴訟費,異議人可能獲得的利益往往是巨大的。管轄權異議作爲一種平衡機制被設計爲一種免費的制度,在幾乎不産生任何成本的情況下,被告就完全可以利用其來遲延訴訟,因爲一般而言,遲延訴訟對被告都具有正“外部性”。[6] 根據規定,管轄權異議案件是先審查後交費,在司法實踐中,許多一線法官無暇顧及訴訟費用問題,並沒有及時要求申請人交納訴訟費用。正是因爲管轄異議存在小付出大回報的“外部性”,導致越來越多的當事人對管轄權異議樂此不疲。

3.程序過剩

我國民事訴訟權利的救濟制度由異議、複議、上訴等共構成。對于駁回回避申請、駁回執行異議、准予保全、中止審理等裁定,法律並沒有賦予當事人上訴的權利,但唯獨對管轄權異議情有獨鍾。在司法實踐中,受訴法院在立案之時就會對管轄權進行初步審查,有權管轄的才予以受理。案件受理之後,當事人亦有權向受訴法院就管轄權提出異議,如果當事人不服裁決,還可以上訴,請上級法院對管轄權進行再次審查。在我國“重實體、輕程序”的法律傳統之下,對管轄權異議設置如此複雜的程序顯屬例外。其實,管轄權異議制度作爲一種輔助性的程序救濟制度,其本身與實體正義並沒有太多的關聯。賦予當事對于管轄權的異議權是必要的,但制度的設計應當考慮管轄制度的目的並兼顧民事訴訟的效率價值。對管轄權問題設置了如此繁雜的三重審查程序,顯然屬于“程序過剩”,不僅有違訴訟效率的價值目標,更是爲惡意當事人濫用權利提供了合乎法律的制度依據。

(二)當事人的原因

1.“司法地方保護主義”觀念的影響。

在我國,各級各地法院都適用同樣的實體法和程序法對案件進行審理,因此,在理論上每個法院審理案件都是公平公正的。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各地的司法水平和法官素養存在一定的差異,讓一些民衆産生了司法地方保護主義的觀念。一旦被訴至法院,被告往往認爲原告對管轄法院具有“選擇優勢”,裁判結果可能會更加有利于原告,在這種意識的驅使下,被告方通常就會通過行使管轄異議權的方式來否定原告對管轄法院的選擇,以期將案件移送有利于自己的法院進行審理。

2.誠信觀念缺失

在利益的誘惑下,一些當事人不惜違反道德誠信,甚至無視約定,通過濫用訴權的方式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爲民事訴訟的相對方,只要是原告所主張,被告必然反對;只要是原告所期望的,被告必然排斥。原告訴至法院,必然希望盡快結案,修複受損的合法權益,而被告則希望盡可能最大限度的遲延債務履行時間,甚至轉移財産、逃避債務。越來越多的當事人背離誠信,通過濫用管轄異議這一幾乎沒有成本的訴訟技巧來實現其不正當利益。

四、規制濫用管轄權異議的制度構建

法律賦予了當事對管轄權提出異議的權利,但是如果該項權利不受限制,就會滋生濫權謀利的行爲。濫用管轄權異議,不僅違反了禁止權利濫用和誠實信用原則,更是違背了制度設立的初衷,使得管轄權異議制度異化成惡意當事人拖延訴訟、謀取不當利益的“合法武器”,嚴重影響了訴訟效益。遲來的正義非正義,爲了確保及時的公平正義,有必要對濫用管轄權異議的行爲進行有效的規制。

(一)立法上的規制

1.改革管轄異議收費制度

“成本政策”是現代民事訴訟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其基本出發點是,通過對當事人負擔的訴訟成本進行調整來影響人們利用民事訴訟程序的行爲,以達到使正義的生産與社會投入的總資源之間實現最佳配置的目的。[7] 對此,有的學者建議設立保證金制度,異議人向法院交納一定數額的保證金,如果異議成立的,保證金予以退還,反之則沒收保證金。有的學者則建議參照普通訴訟交費方式,按涉案標的額的比例收取訴訟費用。筆者認爲後者更爲合理,因爲任何訴訟都會消耗司法資源、産生訴訟成本,與異議是否成立無關。因此對于提出管權轄異議的當事人,法律應賦予其承擔訴訟費用的義務,不按規定交納訴訟費用的,法院對其提出的管轄權異議不予審查。

2.重構管轄異議的審查程序

程序雖有其獨立存在的價值,但我們亦不能過分誇大它的獨立性,否則有可能導致人們對程序的一種心理幻覺,即程序越複雜越好,開成所謂“程序幻覺”。[8] 管轄異議作爲一種程序救濟制度,依據“審判公正假定”,其本身與實體權利並無必然聯系。因此管轄異議制度的設計只要能夠平衡雙方當事人的比較優勢,該制度的目的就實現了。域外各國法律都沒有將管轄錯誤做爲上訴審的原因,但我國現行法律對管轄權問題設置了非常繁雜的三重審查程序,造成“程序過剩”。在訴訟中,拖延時間總是符合被告心理預期而損害原告訴訟利益的,而管轄異議三重審查程序恰恰爲被告拖延訴訟提供了合法的制度支持,極大的影響了訴訟效率,損害了原告的訴訟權利。如前所述,管轄異議被大肆濫用,且高駁回率、高上訴率、高維持率更是加大了其危害程度。因此取消管轄異議上訴程序,實行一審終審實屬必要。此外,雖然立案時受訴法院對管轄權問題進行的審查沒有被告的參與,但法律賦予了被告提出異議的權利,以吸收被告方的不滿,達到了平衡雙方當事人權利的目的,因此也沒有必要設置上訴程序。管轄異議案件實行一審終審,縮短審查期限,可以降低惡意當事人的可期待利益,有效規制濫用管轄權異議的行爲。

3.建立濫權懲戒制度

管轄權異議制度設立的宗旨即保障訴訟權利,確保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實,正確適用法律,即時審理案件,制裁違法行爲。故而被告行使管轄權異議權利時,應當“善意”爲之,不得損害他人和社會利益。濫用管轄權異議的行爲不僅超越了異議權的正當界限,也是對原告權利和司法審判權的損害,因此,濫用管轄權異議實際上是一種侵權行爲。對濫用管轄異議權,造成對方當事人損失的,可以按照一般侵權責任原理要求權利濫用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9]受害方可以在本訴中提起損害賠償之訴訟請求,由受訴法院在審理本訴時一並處理。此外,濫用管轄異議主觀惡意明顯,拖延訴訟行爲嚴重的,建議將其作爲妨礙民事訴訟的行爲進行處理,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相應的懲戒。

(二)司法中的規制

1.責令說明理由並提交證據

法國在管轄權異議說理的問題上要求十分嚴格,沒有說明異議理由的直接不予受理,我國法律卻沒有相應的規定和要求,以至于當事人提出異議卻不說明理由也不提交證據的案例非常普遍。法官在審查異議申請時,應當責令異議人限時提交相應的證據材料,對于拒不提交證據的異議申請,根據現有證據認爲屬于明顯無正當理由的,應當直接退回異議申請,不予審查。

2.異議承諾制度

誠信缺失是管轄權異議被濫用的一大原因,而現行法律對濫用權利的行爲又缺乏相應的約束和懲罰措施。在訴訟中,法官可以要求提出管轄權異議的當事人對其異議行爲做出承諾,如果異議錯誤,給對方當事人造成損失的,異議人將對此損失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如果其異議被認定爲是出于拖延訴訟的主觀惡意、濫用管轄權異議給對方造成損失的,異議人將承擔雙倍的損害賠償責任,並可以追究異議人妨礙民事訴訟的法律責任。

3.規範律師代理行爲

鑒于律師在濫用管轄權異議中所起的推波助瀾的特殊作用,規範律師的代理行爲無疑是非常有必要的。對于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爲當事人謀取不當利益而濫用管轄權異議的律師,法院應當向律協或者司法局提出司法建議,並用典型案例和有力的數據向律師主管部門說明問題的嚴重性和危害性,建議其規範律師的訴訟代理行爲,對那些有惡意濫訴行爲的律師給予相應的懲戒。

結語

民事訴訟作爲當事人權利救濟的最後手段,在法治觀念提升,律師代理制度普及的當下,民事訴訟呈現出越來越強的“逐利性”,一些惡意當事人將司法和法律作爲其謀利的工具,濫用訴權,以合法形式侵犯他人權益。有感于此,筆者建議重構管轄權異議的相關制度,以期有效地規制濫用管轄異議的行爲,讓訴訟回歸訴訟本身。

[1] 胡曉霞:“民事訴訟管轄制度新變革——以法解釋論爲視角”,載《社會科學研究》2014年第2期。.

[2] 宋香花,騰延娟:“管轄權異議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載《河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11年第3期。

[3] 王立強:“民事訴訟“規避管轄”現象研究”,載《山東審判》2012年第1期。

[4] 張衛平:“管轄異議:回歸原點與制度修正”,載《法學研究》2006 年第4期。

[5] 張弘,于洋:“從防止訴權濫用角度來完善管轄權異議制度”,載《西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

[6] 羅仁冰:“管轄權異議制度的功能異化與矯正”,載《華中師範大學研究生學報》2012年第1期。

[7] [日]棚濑孝雄著,王亞新譯:《糾紛的解決與審判制度》,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頁。

[8] 同注[4]。

[9] 陳海平,成華娟:“論我國民事管轄異議制度的完善”,載《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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